小农经济曾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模式存在，自给自足的农民占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其生产活动的最主要目的是维持个人的温饱生存，这一角色更像是一种身份，而非一种职业。农民之外，长期“抑商”政策之下，工商业从业者缺乏自身的独立性，而官僚和军队则是为维持统治阶级合法剥削而运转的国家机器。
可以说，这样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历史上的中国难以培育出深厚的“敬业”精神。事实上，1949年，真正意义上的新式政府体系建立，社会结构变化后，“敬业”才成为社会分工和经济生产中的一种必备社会品质和精神风貌。
我国敬业精神产生和发展时间如此之短，敬业文化的历史底蕴如此淡薄，要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内使其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国民品质，其难度可想而知，其进展速度也不能期望太高。
然而，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繁荣，“敬业”精神缺失的弊病，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当代生活。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为例，脸难看，事难办；手续繁杂，审批困难；能拖则拖，效率低下；安全监管部门玩忽职守，食品安全、工业生产安全问题频发；监管严重缺位，“豆腐渣”工程频出等，与敬业精神缺失难脱干系。
近两年来，国家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等政府改革行动，正是国家意识到公务员群体敬业精神集体缺失造成的危害，而进行的一次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公务员群体要摆正其“人民公仆”的位置，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作为党自我纯洁的准则而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则是一场全党敬业，尤其是党员干部敬业教育的革命。党员干部自身敬业精神的坚定与否，关乎其能不能坚守职业道德底线，能不能做到为人民谋福祉，关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随着近年来反腐倡廉运动和政府转型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展，国民尤其是党员干部的社会责任和敬业精神需要不断提升。（孙启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