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无私天地宽

　　张耀南为人处事大公无私，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所向往的是为人民做大事，而不是当大官。七七事变后，他在本县奔走呼号，宣传抗日，联合青年（多是他的学生），发展武装。张耀南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民勤务员。有了这种高尚的思想品德，他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岗位上都能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抗日战争中，张耀南动员自己的家人及朋友先后参加革命，奔赴抗日第一线。他的侄子张刚、外甥王兴尧，亲戚张仁卿、张文卿等5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生命。同时，他把自己的全部房产、土地献给了国家。张耀南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有时近乎苛刻。为减轻人民负担，机关精简时，张耀南首先把妻子王芳精简为家属，断绝了国家供给。王芳就纺纱织布，生产自给，但仍然积极参加当地的妇女工作。她还当了义务“炊事员”“护理员”，为来往的干部、战士做饭，为伤病员送饭、喂水，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革命的老嫂子、老大姐、老大娘”。1949年，泰西专署主任刘鲁夫在机关党委会上同大家一致商定，给王芳列编、定级。当刘鲁夫向张耀南提出此事时，张耀南执意不肯。他说：“王芳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现在提出列编不行。坏事没人比，好事有人攀，我们再处理这类问题时就不好说服别人了。国家还很困难，决不能人人都争待遇……”

　　以身作则作表率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张耀南始终坚定、沉着、乐观，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影响和带动着别人。他严于律己，生活作风十分俭朴，与群众同甘共苦。组织上分配给他的马，他很少骑，不是用来驮运物资就是用来运送伤病员。而他同年轻人一样，雨天雪夜步行到宿营地。因敌人不断“扫荡”，根据地狭小，几乎夜夜行军，年轻人亦感觉疲劳，而他若无其事，照常工作，主持会议、批阅文件也从不言苦。

　　1941年到1942年间，日军曾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根据地内执行碉堡政策、封锁政策，几里一个据点，纵横挖掘封锁沟。经常“扫荡”“清剿”把群众弄得财尽粮绝，加上久旱不雨，庄稼连年歉收，民不聊生。部队和工作人员减少粮食定量，张耀南和大家一样勒紧裤带，吃掺糠菜、树叶，甚至能吃的树皮也都吃了。有时，炊事员忍不住要给他加一点饭，他总是严厉制止，耐心劝说，坚持与大家同甘共苦，并一再教育同志们不许与民争粮。有一天晚上，张耀南实在饿坏了，在院子里捋了一把树叶填进嘴里，正巧被警卫员看到了。警卫员实在忍心不下，第二天悄悄买了两个饼放在张耀南的桌子上。张耀南发现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买走一个，群众那儿不就少一个吗？我们多吃一口，群众就要少吃一口！马上退回去！”在长期残酷的战争生活中他同大家一样吃糠咽菜，还不时安慰大家说：“这不算苦，比起红军长征来，还强得多呢！”

　　真情投入爱同志

　　张耀南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对同志却关怀备至。有的同志生了病，他就掏出仅有的津贴费买只鸡来，给他们补养身体。他一贯对人关心、热心、耐心。1939年，武中奇在济南掩护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的秘密联络站时被日军发现，全家老幼9人逃到长清，生活无依无靠。魏金三写了张便条，让人去找张耀南帮助解决武中奇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张耀南当即批准，对武家老幼均按部队供给标准（每天5分钱菜金）供养起来。可是此时，张耀南的妻子王芳正带着年幼的子女在黄河边东藏西躲，到处流浪，没有任何供给，全靠王芳劳动所得和亲友们接济度日。

　　张耀南的学生孟叶鸣曾提起过这样一件事。由于父亲耳聋，孟叶鸣一家靠其祖母和母亲做缝纫维持生计，生活困难。学校举行教学大楼落成典礼时，孟叶鸣把家中的一把剪刀带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剪字、剪花、做手工，但由于人多手杂，剪刀不见了。张耀南知道后专门买了一把新剪刀。孟叶鸣不好意思接受，张耀南再三说：“你家的情况我都知道，这剪刀是你一家人谋生的工具，不能没有啊！”孟叶鸣把剪刀带回家向奶奶和母亲转达了张耀南老师的话，全家非常感动。从此，全家人都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把剪刀，十分珍惜。

　　张耀南去世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一生奔走，皆是为国为民

　　两袖清风，方显其高其大

中共济南市长清区委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