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莱芜县委为隐蔽自己，保存力量，决定开设一处书笔文具店，作为县委的秘密联络点，并把这项任务交给王其人①。王其人在其老师题赠的“墨醉花香动，文成剑气豪”条幅中，取“文成”二字作为书局之名，不仅儒文高雅、不流俗套，而且蕴藏着斗争豪气，别树一帜。为筹措资金，王其人先是在堂兄任敬先（国民党青岛市警察局警长）的资助下，从青岛购进了一部分文具用品；随后，县委发动党员捐款300多元作为补充。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那时卖书笔行业现金交易不多，主要是先赊欠记账，到暑假、寒假才结账收钱。为使书局尽早开业，王其人又多方联系，从会文斋赊了一批货，开办了文成书局。

　　文成书局成立时，没有店铺，只有一个粗线褡子。擅长书法的莱芜县委委员毕指南亲书“文成书局癸酉年制”八个大字，绣在褡子的两面。王其人就背着这个装满笔墨纸砚等几十斤重的褡子，不顾夏热冬寒，栉风沐雨，每天行程六七十华里，走村串学卖货，“以文会友”，从事联络工作。

　　书局开办一段时间后，莱芜县委认为经营书局确实是搞秘密联络工作的好形式，便决定正式设店铺，公开营业。县委将营业点选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便于活动、离县城30华里的鲁西镇，租赁靠大街路北的三间房子作为书局的门市部。开业前，王其人等粉刷房子，整修门面，绘制“文成书局”匾额和“湖笔徽墨文教用品一应俱全”边幅，房内挂有“文成当需书局助，学校方把用品销”、横批“以文会友”对联。经过收拾，店铺显得清新活泼，很有书局的样子。

　　1934年2月，文成书局正式开业。为应对门市部开业的业务增多状况，县委又派共产党员曹春耕到书局工作。对外王其人是掌柜，曹春耕是伙计。书局开业后，王其人负责与莱芜县委、山东省委联系，曹春耕负责与鲁西镇周边党的基层组织联系。

　　鲁西镇农历四、九逢集日，到书局买东西的人很多。地下党员穿杂其间，王其人等借此机会一方面收集下级党组织的情况，另一方面把县委的指示传达给下级党组织。除大集开门营业外，平时他们仍以走乡串学为主。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讲各地学生运动和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情况，也讲听说的苏区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消息，还经常向青年知识分子推荐鲁迅的《彷徨》《呐喊》《祝福》、高尔基的《母亲》等进步书籍，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有些学生还经常主动到书局与王其人、曹春耕彻夜长谈，结成知己。到1935年初，书局与全县70多处学校有了联系，影响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同时团结了一批中上层进步人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受文成书局影响的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参加革命队伍。

　　为加强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联络，王其人曾多次以文成书局掌柜的身份，奔波于泰安、济南、莱芜之间，与上级党组织接头。他先是在泰安省立三中与泰安党组织负责人朱玉干取得联系，后又在济南与乡师党组织负责人赵健民、刘莱夫取得联系。1934年泰安中心县委被破坏后，朱玉干无法坚持工作，便通过文成书局找到莱芜党组织，要求资助路费到大连隐蔽。此时，为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刘仲莹与鹿省三也决定分头外出寻找党的关系。于是，县委通过文成书局下达通知，于3月16日晚在汶河滩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刘仲莹去上海找党的关系，县委书记暂由刘伯戈代理，发动党员凑钱资助朱玉干去大连。

　　1935年10月，莱芜县委代理书记刘伯戈与县委委员周茂森叛变投敌，叛徒宋鸣时随即派捕共队前往鲁西镇文成书局搜捕共产党员，旋即文成书局遭到破坏。王其人、曹春耕机智脱险后躲到外地隐蔽。

　　此前，书局因贷款、赊欠等已对外欠款达500余元。此时，债主们一齐向王其人家逼来。在国民党莱芜县党部的煽动下，地方恶霸强行将王其人家的土地顶了债。会文斋老板魏洪业趁机向国民党县政府起诉，将王其人的父亲和哥哥抓进监狱。莱芜进步民主人士亓聘如和许东藩仗义执笔，据理驳斥，以王其人在逃、被告不成立为由，迫使莱芜县司法处民事庭驳回起诉，王其人的父兄得以释放。此后多年，王其人的父母因生活无着，长期在蒙阴一带以讨饭为生。

　　文成书局“以文会友”，传播进步思想，撒下革命火种，不仅为当时党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日后莱芜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执笔：王俊婷

　　①王其人（1910~1991），原名任瑞先，济南市莱芜区人，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