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党员缴纳党费。赵健民在乡师读书时，本来一年有40元就足够了，为了开展工作，每年要向母亲要七八十元。当小学教员的于一川、申云浦、姚仲明等每个月拿一两元的党费。进步教员田佩之，深知自己的学生是在做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一次就捐赠18元帮助他们买自行车。全凭这辆自行车，跑鲁南、去鲁西，迢迢千里……

　　在得不到党中央片言只语的情况下，济南的党员只能从敌人的报纸上寻找党中央活动的信息，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消息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寻找党中央的信心——红军还在！党中央还在！

　　1934年夏，徐运北去北平，从其所认识的进步同学中打探消息，结果因敌宪兵第三团在北平大肆摧残我党组织，而未能找到。1934年冬，委托济南乡师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田佩之老师到北平寻找，也未找到。

　　1934年秋至1935年春，赵健民先后两次去泰安，想通过范明枢及在冯玉祥举办的武训小学的原济南乡师进步教师刘乞夫和武训小学主任鲁宝琪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关系。

　　林浩利用寒暑假，多次回原籍胶东，想通过胶东党组织寻找北方局的关系。王传武通过原籍寿光党员孟雪园及平原乡师党员宋辑斋和在南京被通缉而到平原乡师任教的党员李竹如等寻找北方局和党中央的关系。

　　1935年全省师范学生反会考时，赵健民通过同学关系去莱阳乡师，想通过该校党组织与胶东党组织取得联系，再进而寻找北方局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1934年春，赵健民与幸存下来的莱芜党组织负责人刘仲莹取得联系，互相通报了两地党组织恢复发展的情况，并商定各自独立发展党的组织，分头尽快寻找党中央与北方局的关系。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5年暑假后，乡师党员郭崇豪从原籍濮县回校后，向党支部汇报濮县有党组织在活动。赵健民听后，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初秋的一天，赵健民骑着自行车，昼夜兼程，奔向濮县，在濮县古云集见到了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濮县县委书记王士希，随后又见到了直南特委巡视员、濮阳中心县委书记刘晏春。赵健民向两位县委书记谈了山东的情况后，并请直南特委转告北方局，派人来恢复山东党组织的关系。临分别时，规定了书信联系的暗语，“上级党组织”的暗语是“老掌柜”。

　　赵健民满怀希望回到济南。12月，赵健民收到濮县党组织来信：“老掌柜已到，请速来洽谈一笔生意。”看到来信，赵健民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骑上自行车上路，一路迎着刺骨的寒风紧蹬快赶。冬季天短，他傍晚赶到距济南380里的寿张县。次日从寿张出发又赶100多里，到了濮县古云集，在徐庄村见到了王士希。晚8点多，王士希带赵健民来到村西边一户农民家里，见到了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历尽艰辛，赵健民终于找到了上级组织。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在昏暗的油灯下，赵健民向黎玉详细讲述了1933年山东省委遭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独立恢复、发展党组织，建立中共济南市委、鲁西特委和山东省工委，坚持斗争和寻找上级党组织的情况。

　　黎玉听后很高兴，说：“山东省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后，你们能独立地坚持工作，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党的队伍达到500多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真是难能可贵。”黎玉要求赵健民把山东党的情况写一份文字报告，由他转交北方局。夜里，赵健民向黎玉详细询问了“中央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党的中心工作”“党的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问题。黎玉给赵健民一一分析解答，特别是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两人谈到很晚，直到王士希多次催促才休息。

　　第二天上午，赵健民全力以赴撰写报告。晚上，赵健民第二次见到黎玉。黎玉表示：你的报告，我很快转给北方局，估计北方局不久会派人去山东。两人约定了接头方式：如果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山东，可到济南市全福庄小学找姚仲明接头。历尽艰辛，济南共产党人终于寻找到上级党组织！

执笔：邱存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