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鹰搜捕之下，选择坚守

　　白色恐怖中，乡师党组织屡遭破坏。在1933年2月的大逮捕中，乡师党组织再一次遭到破坏，闫世凤等3人被捕。乡师党员赵健民、姚仲明等到处打听市内组织被破坏情况，但所有的关系都联系不上。

　　正在乡师党员为联系不到上级党组织而着急时，4月中旬，赵健民去齐鲁医院看眼病，遇到了团省特委组织部长宋天民。他惊异地问赵健民：“你们那里没遭到破坏吗?”赵健民告诉他乡师党组织被破坏以及大家寻找上级组织的情况。于是，宋天民带赵健民向特委书记宋澄汇报了乡师支部的工作情况。5月初，宋天民指定赵健民担任乡师支部书记兼济南北区巡视员，负责乡师、一师分校和鲁丰纱厂等处的工作。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带国民党“捕共队”在全省各地疯狂搜捕共产党人。这是山东党组织在4年内遭受的第10次大破坏，也是最惨重的一次。各级党组织或被摧垮，或被打散。党在山东各地的活动沉寂下来。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生了分化，有的消沉了，有的与组织脱离了关系。在济南，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只有济南乡师以赵健民为代表的几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新城兵工厂几名工人党员。

　　宋鸣时投敌叛变以后，团省委组织部长宋天民转移到济南乡师隐蔽。关于这段历史，事隔多年，赵健民仍记得很清楚：

　　1933年6月末，宋天民告诉我，团省委成立训练班，确定我去受训，地点在杆石桥外第一中学宿舍（就是现在的省实验中学位置）。按约定时间7月3日下午3时，受训的同志都到了，宋天民还没来，一直到5点。正当大家有些坐立不安时，突然，宋天民来了，他满身是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了，省委机关又遭到破坏。小刘被捕了，幸而有房东邻居告诉我，不然我也被捕了。咱们赶快转移！宋天民随我到乡师隐蔽。”①

　　宋天民到乡师后，晚上睡在菜地里，白天隐蔽，黄昏时去城内商埠探听消息。……在校外的菜地里，宋天民与赵健民促膝而坐。他们仰望星空，彻夜长谈。

　　此时，敌人的便衣特务在全市疯狂地搜查，而这个时候，正逢学校放暑假，各学校也以登记暑假留校学生为名进行盘查。宋天民无法在济南立足，决定回胶东牟平。可是，宋天民走时，连路费都没有，赵健民去当铺当了两床被子，当价5元，另加上手头的两元多钱，共为宋天民凑了7元多路费。晚上，赵健民迈着沉重的脚步送宋天民从济南黄台火车站坐车东去。

　　临走时，宋天民指示赵健民“要在济南慎重地恢复党的组织”，并把所知道的党员关系告诉了赵健民。同时，共同约定“努力寻找中央北方局的关系”。还把团省委的重要家当——一架油印机留给了赵健民。

　　此时此刻，找不到中央党组织，没有省、市党组织，乡师党员赵健民等面对人生可以有其他选择：他们可以选择退学回家，免遭国民党的逮捕；他们可以选择不再参加危险活动，完成学业，毕业后做一名乡村教师。但他们选择了对信仰的坚守，选择了对历史责任的使命担当。

　　星火燎原，重建济南市委

　　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日子里，赵健民、姚仲明、王文轩等共产党人独立担当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他们首先整顿了乡师支部，同时，还与幸存下来的新城兵工厂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工作。

　　由于市内党组织大部分被打散，乡师党支部承担起在全市恢复党组织的任务。支部发动全体党员，利用节假日，通过同乡、同学、亲友等关系在全市各中等学校联络进步学生，逐步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赵健民先后发展了省立济南高中的徐运北和林浩、惠商职业学校的孙洪、济南师范的刘清录、济南女师的董兰英等人入党，并为育英中学的李秀海等恢复了组织关系。刘莱夫发展正谊中学的马全章等人入党。随后在这些学校分别恢复建立了支部。姚仲明在东阿县发展的共产党员王玉珍、尹延贵等，于1933年秋分别考入了济南初级中学和华北中学，并很快在两校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支部。此外，还发展了一些分散零星的党员和党的关系。至1934年春，全市已有七八十名党员，九个支部，为建立全市统一的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加强统一领导，更好地领导全市党的工作，1934年5月初，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济南乡师支部书记赵健民、支部委员王文轩，新城兵工厂支部委员陈太平在济南北郊五柳闸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了中共济南市委，赵健民任市委书记，陈太平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统一领导全市党的基层组织。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党组织被摧垮的严峻形势下，济南乡师共产党人不惧艰险，独立坚持斗争，联络失散的党员，发展组织，重建济南市委，使即将熄灭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2009年，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民政府在小清河五柳闸景区内建立“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雕塑及党的历史宣传长廊，铭刻碑文，永久纪念。

　　执笔：邱存梅

　　①《赵健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