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耘生（1905～1932），原名李殿龙，字云生，山东省广饶县人。1920年秋，他以优异成绩由广饶县振牛高小考入青州省立第十中学。1923年10月，经中学时代的老师王翔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底，李耘生应王尽美的邀请来到济南从事革命工作。次年2月，王尽美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8月，李耘生担任了济南团地委的秘书。初出茅庐的李耘生活跃在胶济线上，发展党、团组织，教育青年工人看报学习，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他和地委其他同志艰苦努力，终于使遭受敌人破坏而几乎陷于瘫痪的济南团地委重新得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下属支部由3个很快发展到6个，团员由21人发展到43人，不仅在学校有团的组织，而且发展到工厂。次年1月，李耘生作为山东团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李耘生结识了恽代英、林育南，受到战友们器重。会后曾留在团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青岛工人也遭到屠杀。根据山东斗争形势的需要，他被派回来，并立即转赴青岛，担任团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青岛青年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到青岛不久，便发动了一次由7000名学生参加的罢课游行示威，有力地推动了青岛各界人士的反帝爱国斗争热潮，声援了上海等地的工人斗争。中共青岛地委书记李慰农遭敌杀害后，形势恶化，李耘生被调回济南任团地委书记，1926年2月被调到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做组织工作。为了对付军阀张宗昌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李耘生及时把已暴露身份的22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地送到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分别介绍他们进了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6年冬天，李耘生怀着满腔激情来到革命高潮中的武汉任硚口特区区委书记，在这里认识了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章蕴，开始了他们并肩战斗的生活。

　　硚口工厂多，工人多。对于曾在济南、青岛和上海领导过工人运动的李耘生，能和工人相处，真是如鱼得水。加上他待人和气，语言通俗，又有着山东人特有的豪爽性格，工人们都很喜欢他，称他“笑菩萨”，李耘生和章蕴进出工厂，办夜校，宣传革命道理，发展组织，很快地在桥口和附近农村建立了工会、农会、共青团、妇女协会及工农武装组织。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于1927年7月15日公开叛变了革命。宁汉合流，黑云压城，有些不坚定分子，纷纷登报退党。危难之机，李耘生毅然受命，就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党的工作。

　　1928年春，党组织调李耘生到南京任市委书记，化名李立章。被反动当局作为共党嫌疑犯逮捕，判刑10个月，关押在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在狱中，李耘生同志把牢房当书房，刻苦学习政治理论，当刑满出狱时，他带出来的是一本揉皱了的《辞源》，在书角和空白处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在《狱中日记》里记录了黑牢里的生活实况。1929年4月，李耘生刑满出狱，到上海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李耘生不辞辛劳，不顾危险，来往于上海、南京间的铁道线上，专搞铁路工人的工作。

　　1931年2月，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给南京地下党带来了严重损失，江苏省委指派李耘生同志再回南京，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化名李涤尘，重建南京党组织。李耘生以白下路贫儿院中学历史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南京地下党建立了十多个支部，发展近200名党员。他还在国民党中央无线电台秘密建立我党支部，在国民党高级机关和警宪部队中发展党员，使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热潮。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任命李耘生为特委书记，领导南京周围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宜兴等地党的工作。

　　1932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二八”事变后，南京特委工作更加紧张，李耘生亲自去溧阳召开特支会议，发展武装，组织兵变。由于叛徒告密，特委遭到破坏，敌人到处搜捕李耘生。同年4月，李耘生去上海汇报工作，由于叛徒特务跟踪，不幸第二次被捕，关押在南京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在狱中，不管敌人怎样逼讯，他矢口否认是李耘生。敌人把早已抓来的李耘生的儿子带到牢房铁窗前。故意转到李耘生正面，李耘生硬着心肠转过头去。但他还是被两岁的儿子看到了，儿子不解此意，扑着叫喊：“爸爸，爸爸，我要爸爸！”李耘生噙着泪水，握着儿子的小手。敌人证实了他的身份，恶狠狠地拖走了儿子。

　　李耘生身份被证实后，敌人暴跳如雷，对他进行审讯、拷打，残酷折磨。敌人审问他：“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生路、死路，随你走，我们等着你的转变。”

　　李耘生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党人的目标永远不会变。”敌人无奈，又把他关起来。李耘生在狱中团结带领同志们开展了绝食斗争。

　　1932年6月8日，是李耘生遇难的日子。这天清晨，看守高喊：“李耘生出来，给你换个地方。”李耘生感到死神已向他逼来，把身边仅有的一件毛线衣托难友转送给一位为掩护他而坐牢的叶菊姐，并写张字条，对叶菊姐说：如果你们有天出去，请告诉章蕴：过去一百斤担子，两个人挑，今后，只有她一个人挑了。他又摸了摸身上，把手边的几十个铜板，分给同室难友。他整了整衣服，镇定自若，满怀深情地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昂首走出了牢门。

　　在雨花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李耘生愤怒揭穿敌人的无耻伎俩，庄严宣告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表现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一个执法官假惺惺地问他：“你要不要写家信？有什么遗嘱？”李耘生同志愤怒地说：“家信早已写好，遗嘱就是盼亲人们与你们斗争到底！”敌人恼羞成怒，连声吼叫“开枪！”年仅27岁的李耕生以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以坚定的步伐走向了生命的光辉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