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英（1908～1933），又名文灿，字肖云，祖籍广东省中山县，生于山东济南市。父亲是清末的一个官吏，晚年经商，定居济南。王兰英12岁插班进入济南商埠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

　　当时女师奉行封建的教育和管理制度，对学生的思想、行动管理很严，不允许学生参加社交，更不得过问政治。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在“国家兴亡，人人有责”的口号召唤下，被封建礼教长期禁锢的女学生猛然觉悟，一批激进的女同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王兰英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性格开朗，豪爽热情，接受新鲜事物快，进校后，很快便与高年级的侯玉兰、王辩、刘淑琴等同学结识。从她们那里得到了《新青年》、《向导》等刊物。这些书刊使她懂得了中国贫穷落后受帝国主义宰割的根源，懂得了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起来斗争的道理。从此，她经常和侯玉兰、刘淑琴同学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时事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的现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1924年，王兰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以全部精力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她与进步同学秘密组织学习小组，阅读革命书刊，还公开在校内组织读书会。党团组织就在读书会内物色积极分子，并向她们介绍革命书刊。王兰英思想敏锐，经常深入浅出地讲些革命故事，来启发引导更多的同学走上光明的道路。

　　王兰英对思想后进的同学也不歧视。十三班有个同学，名叫朱庆荣。她的最高理想就是当一辈子教师，因而不介入任何政治活动，对周围发生的事物不问不闻。经过王兰英热情帮助，耐心说服，她终于认识到这条道路走不通，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并由王兰英介绍于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有一个同学叫李书琴，因婚姻事万念俱灰，不想活下去了。王兰英向她讲了只有起来反抗斗争，才能争取自由解放的道理，并吸收她参加读书会，使她进一步懂得了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与妇女彻底解放的关系。李书琴看到了光明的前途，鼓起了斗争的勇气，在1926年暑假前，她毅然逃离济南，到南方参加了革命队伍。

　　1925年“五卅”惨案后，济南举行10万人大会，工人、学生、商人纷纷起来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青岛工人的反帝斗争。女师的党、团员也发动女同学和男校学生一起集会，游行示威、串街走巷进行募捐。在这一活动中，王兰英代表女校学生负责与男校学生联络。

　　王兰英还担任共青团济南地委的宣传工作和济南女师及济南女中两校团支部工作。党组织还派她到铁路系统开展工运工作。她不分白昼黑夜地进行校内外的革命活动，遭到学校当局警告。

　　帝国主义一方面用武力侵略中国，另一方面利用宗教来麻醉中国人民，瓦解中国人民的斗志。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在党的发动下，济南革命群众成立了“非基督教大同盟”和“反帝大同盟”。1925年的圣诞节，王兰英、裘东莞等按照共青团组织的部署，把反帝大同盟的传单一张张叠成小方块，藏在大围巾底下，到基督教堂散发给聚会的人们，然后又奔向齐鲁大学，散发给那里的学生。

　　王兰英工作大胆泼辣，立场坚定，机智勇敢，又善于团结群众，在党内和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因而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自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王兰英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她在国民党内多方团结进步力量，揭露右派阴谋，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1925年冬，中央派张昆弟来山东，恢复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张昆弟任书记，王兰英是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全省妇运工作。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为了发动学生抗议段祺瑞政府的暴行，王兰英和刘淑琴等在校内外张贴了大批的标语和传单。校方为此开除了王兰英和刘淑琴的学籍。从此，王兰英便留在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不久，她与张昆弟结了婚。这年夏天，王兰英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她非常努力，成绩优良。1928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王兰英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1929年春回国后，被分配在上海沪东区做工运工作。1930年，王兰英随张昆弟去湘鄂西苏区工作。1931年夏，张昆弟同志牺牲后，王兰英回到上海。党组织派她到广东省委做秘书工作。当时广东省委屡遭敌人破坏，一度迁到香港。1932年3月，因叛徒出卖，省委6个同志（包括王兰英同志）在港被捕。香港当局把她驱逐出境，说是送往上海，实际上同时通知了广州当局。所以轮船到达吴淞口未靠岸，便折返广州。在广州，王兰英同志一下船即遭国民党政府逮捕，不久便惨遭杀害。王兰英同志牺牲时，年仅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