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健行（1917～1946），又名傅钦昌，陕西省沔县人，青年时期参加过东北抗日队伍，英勇作战，屡建战功。1941年冬他在鲁南山区养伤时，遇日军扫荡同部队失散，后来辗转到济南投靠亲友。在雷紫屏地下党支部长期教育下，他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且一贯勤勤恳恳，不畏艰险，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于1945年秋后入党。

　　1945年9月初，日军投降后不久，雷紫屏支部接到冀鲁豫区泰运地委城市工作部（后为鲁西济南工委）的指示：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调10万军队，进攻山东解放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保卫山东解放区，我们必须迅速组织力量，搜集掌握敌情，以供我领导机关研究对敌斗争的需要。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党支部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把打入敌军首脑机关的任务交给傅健行。

　　接受任务后，傅健行为了寻找打入敌人高级军事指挥部门的机会，奔波了半个多月，几乎把济南市的每一个亲友、熟人都走访遍了，终于在一个熟人处得知，他以前在东北军结识的一个名叫唐本吉的人，最近刚从外地调来济南，正在参与筹组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这个总司令部，是统率新调来山东的第八军、九十六军、整编七十三师、第十二军这四个军的，是国民党驻山东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傅健行非常兴奋，立即找到了唐本吉。

　　唐本吉为人还算忠厚老实，重义气、讲交情。他在旧军队中一直是干文牍差事，由于不会钻营，干了二十来年才混到个上尉军衔，这次调他来，在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当了书记室的书记官，负责文印工作，已是心满意足。见到傅健行这样的老熟人，感到脸面荣光，谈起话来，也显得格外亲近。傅健行看到他30多岁，还没有妻室，因而流露一些愁绪，就多方介绍，帮他解决了婚姻问题。唐本吉对傅健行很是感激，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在此期间，唐本吉听说傅健行在小学任代课教员，生活清贫，职业不稳固，也有心在总司令部里给他安插个差事。但是，由于这个总司令部里，绝大多数军官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军校出身的，外人很难插足。唐本吉虽然多次向参谋处长恳请录用傅健行，均遭拒绝。最后，唐本吉实在抹不过面子，竟向参谋处长甩了乌纱帽。唐本吉说，如果不录用傅健行，书记室人少事多应付不了，我这个书记官不干啦！参谋处长这才勉强准许傅健行在书记室里当了准尉司书。

　　11月下旬，傅健行终于打进了总司令部参谋处的书记室。书记室自唐本吉以下，原先只有一个少尉军官叫邵晓之，称司书；其余四五个上士，称文书。他们负责抄写和油印参谋处起草的全部上报下达的文件，工作十分机密，也比较繁忙。

　　这年11月底，傅健行向崔云超汇报工作时提出：“书记室的机密材料很多，我一个人抄印的只能搞到一部分，建议组织上再派一位同志进去协同工作，那样，我们就能多了解一些敌情了。”傅健行当时的情绪十分热烈而急切，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总司令部的全部机密情报拿到手。党支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再派党员袁家骏（袁清华）去。通过唐本吉的介绍，袁家骏到这个书记室当上了上士文书。因为上士不是军官，所以这次打入比较容易。

　　从傅健行打入书记室，后来在袁家骏的协助下，到年底只有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搞到敌人的不少情报。如全国各部队番号、代号表，空降地面联络布板信号，所属部队调防命令等。为此，1946年2月下旬，鲁西济南工委派政治交通员进城，到雷紫屏支部传达工委给傅健行记大功一次的决定，并告诉他，在华东地区一个战役中，某城刚被我攻下，正巧飞来3架国民党的运输机，由于我军在城内一个大空场上，按照傅健行搞出去的空降地面联络布板信号的规定，摆下红白两色布板，3架运输机当即投下了大批军用物资。傅健行听后，兴奋地说：“工委给我记功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蒋介石又一次听了我们的指挥！”

　　傅健行工作更加勤奋了。自从抓到抄印文件的分配权以后，对凡是有重要价值的机密材料，都挑出来分给袁家骏或留给自己。

　　为了把周围的关系搞好，傅健行每天早晨上班以后，不等唐本吉到来，就把抄印任务分配下去，接着尽快把自己的文稿办完，余下的时间再帮助文书们抄印。傅健行对那些上土文书们总是和和气气，从来没有像邵晓之那样训斥、责骂过。他对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又总是尽力帮助。所以几个文书对傅健行都很敬重，抄印任务都能及时完成，没有再出现过延误时限的差错。唐本吉非常满意，对傅健行更加信任和依赖了。

　　这一段时间里，傅健行和袁家骏搞到的重要机密越来越多，如二十集团军所属各军、师、团的人员、军械、弹药、装备定期统计报表，全国军用电报密码定期变换通令，全国部队联络旗语、灯号、口令定期变换通令，全国防御工事构筑标准设计图册，济南市城防腹案等，他又第二次荣记大功。

　　傅健行并不满足这些成果，他在考虑：敌人在山东的战略计划和行动部署到底是什么呢？下一步，必须设法搞到手。但由于外部工作不慎，将一份敌人的重要情报丢失，被敌人发现造成失密。此时，组织决定让傅健行立即撤出，但他为了搞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推迟了撤出的时间。当任务圆满完成后，敌人突然逮捕了他。傅健行被押在总司令部的卫队里，特务头目亲自审问。敌人一口咬定傅健行把复写纸上面加盖的一份搞出去了，但拿不出任何证据，于是反复刑逼利诱。特务头目说：“交出你们共党地下组织的名单，可以让你升官发财，否则就枪毙，由你自己选择。”傅健行质问他们：“你说我搞出去了，我是怎么搞出去的？搞到哪里去了？证据何在？”问得特务瞠目结舌，无法回答。傅健行始终坚强不屈，痛斥敌人法西斯暴行，坚定地保卫了党组织的安全。

　　最后，敌人为了掩人耳目，玩弄了一个交军法处开庭审判的花招，指使尹斯方、胡桂符出庭诬证，并判处傅健行死刑。8月2日，傅健行在周村火车站从容就义，时年29岁。